人們輕信而偏執(zhí)的想法大多是外來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結(jié)果。
很多人不慣于思考，平時不思考，結(jié)果不是沒有想法，而是迷信別人替他準備好的任何想法。這就像一個人沒有信仰，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變得隨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輕信的起源：知識和思考被簡單化和教條化
輕信并不一定是“呆笨”的同義詞，相反，人太有想象力，才是最容易輕信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人是否輕信與文化程度高低并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只要按照各類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們喜歡的誘餌，便都能收到“請君入甕”的效果。不管是什么“誘餌”，起作用的內(nèi)因都是人們所受的刻板教育和社會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17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懷疑論者皮埃爾 · 培爾（Pierre Bayle）曾指出，缺乏理性教育使人輕信“啟示”，也就是那種基于盲信而缺乏懷疑精神的知識，而啟示與理性是不能相容的。培爾的哲學懷疑對象是宗教神學，他認為，傳道士宣揚的基督教教義中充滿了神秘的啟示和奇跡，包含著無數(shù)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對異教的迫害支撐著。奇跡之所以是奇跡，是因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它其實經(jīng)不住上帝播撒于人心中的理性的批判。
在一個社會里，如果輕信不再是個別人的偶爾上當受騙，而是成為一種普遍的集體現(xiàn)象，不斷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xiàn)，那么這個社會中就一定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某種思維方式的反常。集體的輕信需要許多人都共同擁有一些特別容易為欺騙者和蠱惑者所利用的思維方式、心理定勢、道德偏差、心智弱點。這些認知和心理因素是長期缺乏理性的教育的結(jié)果，這樣的教育就像是耕地，而欺騙和蠱惑就像是播種，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種。這種教育一直在持續(xù)地悄悄進行，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欺騙和蠱惑所需要的那種幾乎全無自我防護能力的獵物。
這樣的教育總是發(fā)生在一個知識和思考被簡單化和教條化的環(huán)境之中，它使得許多人喪失了應有的懷疑精神和提問能力。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排斥個人的思考努力、批評態(tài)度、獨立判斷和精神自覺性。這種環(huán)境對人們有思維方式定型的作用，被定型者會把某些十分干癟的、與現(xiàn)實并無關(guān)系的教條當作“科學真理”“先進科學”甚至“宇宙真理”，不僅自己確信無疑，而且還不準別人提出疑問。
在這種環(huán)境中，連科學家們都會放棄自己作為社會理性教育者的責任，這加深了真正的科學與大眾媒介傳播的科學之間存在著鴻溝。如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說，公眾所知道的科學，已經(jīng)不再是科學，“通過大眾傳媒（比如電視）傳播的科學是某種跟魔術(shù)并無太大區(qū)別的東西；當人們坐在沙發(fā)上，從電視中看到宇航員穿著太空服行走在月亮上，或者聽到大爆炸，沒有任何東西能把這一類科學成果跟一個星象學家或隨便哪一個偽科學家能講述的故事區(qū)別開來”。中國氣功大師們的許多特異功能也屬于這類“科學”。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過：“人是輕信的動物，人必須相信一些什么。在沒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時候，人便滿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我們不能改變?nèi)诵?，但我們至少可以用理性來為自己辨別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一個人不思考，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迷信別人替他準備好的任何想法
人為什么會在缺乏自己的經(jīng)驗證據(jù)，或者完全沒有這種經(jīng)驗證據(jù)的情況下，對某些話深信不疑，以為就是真理呢？心理學家往往將此歸咎于人的“輕信”，但社會學家則認為這是因為“偏執(zhí)”。二者都有道理，并不互相排斥，因為“輕信”是在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情況下就輕易相信，而“偏執(zhí)”則是一旦相信了，便再難改變想法。
20世紀的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 · 穆齊爾（Robert Musil）曾語帶諷刺地說：“真理的聲音里存在著一股可疑的暗流?！币簿褪钦f，真理的大門一直是向證偽敞開著的。但是，對于既輕信又偏執(zhí)的人，這扇門是關(guān)著的。而且，外面的人越叫他打開這門，他就會把門關(guān)得越緊。
世界知名的社會學家彼得 · 伯格（Peter Berger）和安東 · 澤德瓦爾德（Anton Zijderveld）在他們合著的《疑之頌》里講了一件越叫開門，門關(guān)得越緊的事情。這是社會心理學家米爾頓·羅克奇做的一個實驗。有三個精神病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羅克奇認為，如果把他們安置在同一所精神病院，讓他們有機會相互討論，或許能治好他們的妄想癥。他設計的這個辦法叫“認知失調(diào)療法”，也就是，讓這三個精神病人有機會相互證偽，促使他們對自己堅信不疑的想法（自己是耶穌基督）發(fā)生認知失調(diào)，把失調(diào)了的認知糾正過來。
但是，完全出乎羅克奇意外的是，這三個精神病人在一起討論過一陣以后，非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治療，反而更加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了，其中羅克奇曾一度以為是最清醒的一位相信得最為偏執(zhí)。那個人說，按照他的看法，“其他兩個人肯定是徹底瘋了，他們居然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他還解釋說：“這真是荒唐，因為很顯然只能有一個人是耶穌基督?！币d基督不可能是另外兩個，因此一定是他自己。同樣，誰要是反駁“敵對勢力”，不僅駁不倒，連他自己也會被看成是敵對勢力。
牛津大學教授凱瑟琳 · 泰勒（Kathleen Taylor）指出，人輕信而偏執(zhí)的想法大多是外來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結(jié)果。這種輕信而偏執(zhí)的想法就是奧威爾描述的“捷徑思維”：思維順著一條走熟的路，機械地自動推進。這樣的語言往往會創(chuàng)造一些聽上去富有刺激力和推進力的“新鮮”說法，對平時不習慣思考的人們，這些說法顯得特別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遠矚、很有水平。由于他們無法確切明白這類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或是指誰，所以無法懷疑，也不會懷疑。這些人不慣于思考，平時不思考，結(jié)果不是沒有想法，而是迷信別人替他準備好的任何想法。這就像一個人沒有信仰，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變得隨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泰戈爾：“偏執(zhí)把真理抓在手里，把它活活掐死”
一些給人強烈印象的語言詞匯被不斷地重復，而且由越來越多的人重復，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就會在許多人的頭腦里變成一種類似條件反射的“自動想法”。這也就是心理學所說的人的思維被“程序化”，想法因此變得僵化、刻板、偏執(zhí)。偏執(zhí)的想法往往帶有歧視、排斥、恐懼等情緒因素。偏執(zhí)一般不會因別人的勸說或說理而有所改變，恰恰相反，越是勸說和說理，可能越加偏執(zhí)。
美國著名作家，被譽為美國19世紀最佳詩人之一的老奧利弗 · 溫德爾 · 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說：“偏執(zhí)的頭腦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縮得越小。”
偏執(zhí)的思想固執(zhí)而不能變通，梁啟超在20世紀初所做的思想啟蒙就已經(jīng)在敦促國人要多多變通，這樣才能思想開闊、心胸廣大，不要對外部世界抱有敵意的成見，要多看到別人新的和好的事物，善加學習和利用。需要變通的不僅僅是那些過時的僵化觀念，即使我們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也是需要變通的。正如泰戈爾所說，“偏執(zhí)把真理抓在手里，把它活活掐死”。
偏執(zhí)是一種極端的教條思維，教條后面一定有某種教義，教條是教義的具體表述。說起“教義”，人們也許首先會想到宗教。宗教里的教義由宗教概念及宗教經(jīng)驗兩部分組成，教義作為宗教三元素中的最基本部分，是宗教行為（教儀）的內(nèi)在根據(jù)，也是宗教組織（教團）的骨架，沒有教義就無法產(chǎn)生教儀及教團。其實，世俗生活中也有教義，世俗意義上的“教義”指的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簡明牛津宗教詞典》對此的解釋是，這種原則可以是由某個權(quán)威設定的，也可以是人們普遍認為“就該如此”的一些觀念。
這也就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在《關(guān)于人類的心理學》中所說的，“如果你有的只是一個錘子，那么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像一個釘子”。那些看上去新奇、有思想深度、有論說力度、有高度概括性的語言對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口號往往就是借助這樣的語言，口號需要不斷翻新也是因為這個道理。但是，正如口號不應該代替思考一樣，現(xiàn)成的說法也不應該代替我們自己對每個具體問題的思考。輕信并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輕信不只是你自己不成熟，而且可能是在支持一個誤導所有人的不實想法。